但政府法治论认为服务并不是现代行政的全部功能，政府在法律之下的规制和管理同样是现代行政不可或缺的功能。
试想，《就业促进法》的主要目的是让政府进一步承担起促进和保障公民就业的职责，而自己给自己立法是存在道德风险的。[58]有人认为，要建立一个以私益诉讼为基础，以公益诉讼为补充，以宪法诉讼为后盾的符合中国国情、立体的诉讼体系。
政策化的法律规定往往欠缺法律规则所必需的某些要素，而《就业促进法》的不少规定缺乏法律后果，假定条件与行为模式要素也往往没有严格、清晰的界定。但是法律对此给予的关心，终究是一种父爱主义的制度关怀，还有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的地方。[49]蔡定剑先生对此有过中肯的批评。不少人认为其原因在于农民进城，并因此呼吁加强管理，引导农民有序进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2009年12月曾介绍，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达611万。
[44]但是，如果不从制度层面着手考虑解决方案，这种情况就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其次，应规制政府的行为。这也正说明了：法官的司法权是需要克制的，但这种克制不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盯人的政治性的监督，而是通过权利对权力、程序对权力、权力对权力的法律意义上的制约。
但是对司法中的民意的关心、尊重和爱护是有特殊方式的。[4]何海波博士已对法律专家意见与公众意见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分析，本文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中国法院经历过无问题、小问题到出问题再到简化问题的四个阶段。在公众与媒体关系上，大多表现为一种联姻状态，无论是媒体正当的社会批判还是新闻商品的制造，客观上都追求迎合大众的效果，所以他们两者必然是有意无意地合奏或交响。
我们可以通过权利配置，把前面那些复杂的政治角力关系还原为法律角力关系—法律上的权利关系。让我们先简要地梳理以下六对角力关系及其隐藏着的政治力学。
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地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言论（新闻）自由与公平受审权利，两者之间孰先孰后？让我们看看美国亚里桑那大学哲学教授J·范伯格所讲的一个道理：请设想有这样一个早期的未成熟阶段的简单法律体系，它包含着一个法律规则，允许每个人有权在空中随意按任何方向和以任何速度挥动他的胳膊，并且它也包含这样的规则，允许每个人都有权不让鼻子受到拳击。2006年9月12日，在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这位首席大法官再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他对公开审判原则、司法与媒体关系的理念和认识。至于为政者对于媒体是否影响司法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因为压根就没有被引起重视。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也明确规定：在判定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26]孟德斯鸠划分国家活动的不同分支领域的目的是要用一种权力钳制另一种权力。好象除法院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互动之外，当事人好象根本不存在。其一，权力关系的物理式机械构架，在国家若干种主要权力之间进行分配、分离、平衡、制约等等。法官判决最受法律专家批评指责的地方在于：有法律规则的情况下适用了法律原则，这是存在方法论上的误区的。
然而，目前司法官与律师没有形成职业共同体，其技术理性也没有确立并统一起来，势单力薄，所以不足以与民众、为政者及媒体的作用力相匹配。而美国并不直接控制舆论，而是通过控制陪审团来控制倾向性舆论，比如采取对陪审团的广泛预先审核，完全隔离陪审团等措施[44]。
有时，为政者可以控制并利用媒体，而媒体则挑拨并刺激为政者。他们虽各自表述，但殊途同归，都是从国家权力结构的机械构造上来论述的，具有政治力学的显著特征。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在民意强烈的压力下，司法仍然很独立地判断，却导致不够合理的判决，比如被告崔英杰、宋金宁抢劫轮奸案。另外，还有象机场女工梁丽案。无问题阶段就是50年代至80年代初，新闻媒体很少进法庭采访，如果需要则需经得法院同意，这种规定在数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基本没出什么问题。[33] 当代西方司法界对于媒体进入法庭的态度日益趋于宽容，多数法官赞成媒体进入法庭。最后法院认为他不是非杀不可的，所以判死缓保住了崔英杰的头。[34]90年代后期，是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得到最快速发展的时期。
注释: [1]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立法本身是一场以民主价值为本位的活动，不民主的立法是失败的立法。
[6]陪审团民主，它实在是伪民主的，因为它邀请或者至少是允许一个未经选举的匿名小组，它藐视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所以各国司法机关不敢对媒体有所怠慢。
引自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Harvard Press 2001. P4. [7]韩蕾：《社会转型中的司法与民意》，载《理论观察》2009年第3期。这主要表现在当代国际法上相关的司法独立原则的具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也变得有些隐约的内在矛盾。当司法与言论自由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时哪个优先？司法优先。我们要承认，没有错误的民意，只有被理解错误的民意，以及被以错误方式运用的民意。本案所谓合理的方式就是律师的辩护和法院的证据材料，以及司法方法（法律解释与论证方法），推而广之，合理的方式应当是正当程序与法律方法。
当政府颁布命令，声明它不能放任它的公民听众危险而大逆不道的盅惑之言时，那么政府是在侮辱公民，并否认他们的道德责任。其实从美国司法惯例来看，法院面对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关系、面对新闻自由与公平受审的冲突关系，除了有目标地控制陪审团、发布言论限制令之外，可选择的措施还有：隔离陪审团、移送管辖、延期诉讼、不公开审理，甚至对已作的判决予以撤销。
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一制度设计。它们四方面有各自的正当性理由来支持，所以我们一时难以辨别谁对谁错。
在美国，民意与司法的角力关系中，民意的实际力量来自媒体。当下这种影响并不是以往的那种干预方式，而是十分巧妙和隐蔽的。
另外，鲍威尔法官认为，新闻界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旁听的权利，是因为新闻界是公众寻求信息的代理人。英国法院认为，无限制的舆论报道对司法带来潜在的威胁。该案的终审判决却是，崔英杰因坦白认罪态度较好而被课以死刑缓期执行。第五条规定新闻媒体因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或者法院其他工作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裁判文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庭审录音录像、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等。
媒体的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通过相互的角力，也是可以自动趋于平衡的。正是因为当事人有公正受审的权利，法院要保障这项权利才拒绝受干扰。
民意和舆论即使有影响，也是在法院不知不觉状态下产生的。从应然的理论上讲，民意法庭会对陪审团产生影响，但很难对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司法活动起影响作用，因为司法机关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并且法官的职业习惯往往对民意和舆论抱排斥态度。
在这样的新条件下，个案很容易演变成公案，民意法庭和民意公审也就在此出现了。比如杭州胡斌五-七飙车案的审理过程中，公众舆论喧嚣，但杭州西湖区法院仍然坚持不受影响，以事实为根据依现行刑法作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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